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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山里娃的求学梦(人民眼·教育扶贫)

建立以健康管理为重点的医联体

新入职的石明警一度很困惑:自己学的是地理专业,学校却让他教数学,张静则被安排教英语。“压力大,毕竟不是自己擅长的科目,心里没底。”事实上,这也是学校的一片苦心:让新老师从薄弱学科入手,通过循序渐进的全学段教学,培养一批骨干教师。

石明警没有泄气,他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自己也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底子薄弱,不代表不能成才。”

过去,病人一旦进了大医院,就很少往下转。因为医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的考核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是根据服务量特别是诊疗的指标来定的,这就与全生命周期服务、维护健康的目标脱离了——健康维护得好,上转病人就少,大医院服务量就下降,效益就不好。

“特岗教师的到来,让学校添了有生力量”

开学不久,新来的特岗教师们渐渐发觉,每次走在校园外面,总有人好奇地盯着他们看,有时还会窃窃私语。

自家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石明警夫妇最关心的事。“女儿快4岁时,双坪乡还没有幼儿园,只好让孩子上了两年学前班。”石明警说,现在家门口有了幼儿园,散步的工夫,便能把3岁的儿子送去上学。女儿在当地上小学,课余时间选了几门网络课程,坐在家里有滋有味上兴趣班。“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么多孩子都能从大山里走出去,相信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差。”石明警说。

在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全国广大教师用爱心和智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当。

“这些年也尝试过考出去,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只差0.02分。”李文彩虽有遗憾,但想得明白:自己在基层多上一天课,孩子们便多一点走出大山的机会。为了方便照顾家庭,也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心教书,李文彩把孩子和老人都接到身边。她说:“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就是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同时,中国医疗资源呈现中间充裕、两头薄弱的格局——中间住院环节的资源较丰富,但是在两头即预防和康复环节较匮乏。我认为下一轮改革要加强这两头,才能更有效地满足人民的需求。

双坪中学堪为例证:今年400名毕业生中,217人考上高中,164人升入中职,升学率达到95%。

一张微微泛黄的旧照片中,小伙子一身白色西装,脖子上系着领带,头发梳得整齐,与身旁衣着朴素的小女孩形成反差。

“孩子上学好几年了,我都没跟老师讲过几句话。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紧张哩!”头一次参加家长会,钟贤军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他没去赶场卖山货,天没亮透便出了门,赶了10多里的黄泥路,按时坐到了儿子的课桌前。

《环球》杂志:如何评价中国医疗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

现在通行的做法是,用卫生技术评估(HTA)来进行医保决策,同样的疾病,医保只承担费用较低的疗法和药品。不少国家用医保以外的机制来部分解决医药费用昂贵的问题。比如在英国,对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不涵盖的昂贵项目,国家设有单独经费对特定患者提供帮助。

石明警并非没有想过离开,也曾有过机会。

叶志敏:医保目前承担的责任太过沉重和繁杂。中国医改的目标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虽然中国目前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基本医疗,但绝不是人人享有全部医疗。

照片上的小伙子正是石明警,那是他刚当老师时与学生的合影,西装是毕业前为找工作专门定做的。

从国家层面上看,要让整个卫生服务体系的任务重心和目标从治病转到维护健康上去。

“一个铁架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其他的全靠自己解决。”看到住宿环境,有人当场就哭了。唐胜永心里也打鼓,拿不准这帮年轻人能坚持多久。

在悉心做学生和家长工作的同时,石明警尝试着创新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索。“以往乏味的数学课被老师讲得妙趣横生。”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石明警带的两个班数学平均分跨过了及格线。

我认为,基本医保的医改应该是在人人享有的情况下,更加科学、更加节约,同时保障水平也有所提升。在基本医保之外,可以考虑建立其他的分层保障,比如给贫困户设置一些救助和二次报销的基金、给中产阶级设置普惠性的商业补充保险等。

那一年,这15名特岗教师,13人选择继续留任,全部考核合格,转为正式在编教师。

此外,医保在购买服务时,要把健康指标纳入,同时各地政府考核医联体牵头单位时,也应把患病率指标、人均寿命等系列健康指标纳入医联体的责任中去。

截至目前,赫章县累计招录6417名特岗教师,其中5031人在服务期满后,经考核合格继续留任。“5031人中,本科学历占到78%。”赫章县教育局副局长吴开富告诉记者,“2017年全县招录了200名特岗教师,今年服务期满,有194名教师顺利转正。”

班上52个学生,不管是住学校附近,还是在大山深处,石明警都逐一走访,有时还会拉上任课老师一起去家访。他想尽可能了解每个孩子的成长状况和家庭环境,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老师翻山越岭去家里坐坐,学生和家长会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从而慢慢改变对待教育的态度。”

“要给予更多关爱和理解,多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叶志敏: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绩有目共睹。新冠肺炎疫情和普通慢病不同,它是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面对一种全新的传染病,都需要一个反应过程,任何常规应对模式都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中国医疗制度的优势,也给今后的医改方向带来了启发。”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医疗改革的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哈佛中国健康项目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叶志敏,近日接受了《环球》杂志记者的专访。

叶志敏:医保是中国医改最伟大的成就,中国96%的人口已享受医保。过去十年,中国的医保不断进步,医保经费增加,保障范围和服务也都有所提升。如新农合从只保住院,到把大病、门诊慢病等都纳入保障,还发展了异地就医服务。这种久久为功、不断进步的医保体系,可以说,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少有的。

“‘特岗计划’已经成为贵州补充农村教师队伍的主渠道,极大缓解了农村教师总量不足、补充困难的问题。”贵州省教育厅党组书记朱新武介绍,2006年以来,全省已招聘特岗教师12.12万人。一批批优秀青年扎根基层,接棒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改善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学历结构、学科结构、年龄结构,“他们犹如一粒粒火种,点亮山里娃的求学梦”。

“石老师像大哥哥一样,没谈大道理,就讲自己走出大山的故事。他让我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走出大山。”唐慧最终回到了学校。

此外,近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均等化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基层群众可以享受到很多公共卫生服务,其中不少都是免费或低价的。

2008年,石明警和张静步入婚姻殿堂。两年后,女儿的出生让夫妻俩欣喜不已,同时也感到些许隐忧,“主要是担心女儿以后的教育问题”。

现在,很多矛盾其实不单纯是供需双方的矛盾,而是大医院和基层的矛盾。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大医院和基层是割裂的、没有协调的,甚至是竞争的关系;二是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大家还是认为在大医院担任专科医生更有地位、更有前途。而参考英国的体系,他们的家庭医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拥有最崇高的地位。

另一方面,可以用医保来调控。中国的医疗价格是由医保来定的,因此如果医保将一些常见病的诊疗费用定成大医院会“亏本”的价格,大医院就会有主动性把病人劝回基层、转回基层,甚至派医生帮助指导基层,让患者信任基层。

“除本乡老师外,基本可以满足一人一套住房。”石明警说,房子虽然不大,但生活配套设施齐全。

“哭着叫我回来,隔着电话都能听出孩子们的伤心。”石明警后来了解到,当天自己班上的学生有的找到校长,恳求校长留下他;有的追出校门,站在马路上放声大哭……

那一天,石明警也哭了。“给父母和媳妇打了电话,他们都支持我回双坪,我也就不再纠结了。”石明警当即向县教育局提出放弃选岗。下午回到学校,学生们簇拥过来,紧紧挽着他的手臂,久久不放……

医疗资源的供方有三个: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疾控部门。如何整合是最优选?疾控部门应该对区域内人群健康和疾病发生的趋势更加了解,这个工作理论上应由疾控部门与基层医疗机构联动来做。但由于在目前中国的医联体单位中,大医院的能力最强,所以整合型的工作还是以大医院为主的。在大医院经济绩效和健康目标的悖论下,让大医院担当这些任务,为所在区域的健康负责,需要调整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

首批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结束时,正好完成一个全学段的教学任务。2009年中考,石明警所带班级数学考试平均成绩78分,及格人数过半。那一年,双坪中学的升学率超过40%,比3年前提高了一成左右。

同为双坪中学首批特岗教师的徐本华,家在赫章县城近郊,妻子在本地企业上班,两个孩子出生后,两口子更忙了。“2012年修通水泥路后,回家终于有了直达班车,一周回去一次。”

就这样,石明警接过初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任务,并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开学前,他特意查看了学生的小升初考试数学成绩——及格者屈指可数,最高分仅72分。“我知道孩子们基础不好,但没料到会差到这个程度。”石明警回忆道。

和石明警一样,数百万乡村教师、近百万特岗教师、数十万支教教师,坚守在最边远、最贫困、最艰苦的地区,为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双坪中学办学规模持续扩大,由9个班增至24个班,教师数量从39人增至74人,其中特岗教师占比超过八成。包括石明警夫妇在内,目前仍在双坪中学的第一批特岗教师还有5人。

既然中国想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型医疗体系,就要考虑大医院的职能和角色转型。治疗是大医院的一部分工作,但大医院未来还要承担在医联体内调配资源的核心角色。本来疾控部门在专业上更有优势,比如调查区域内人口的健康与疾病状况,以此来提出医联体工作目标和督促方案,但目前疾控部门力量似乎不够。

石明警干得风生水起,其他特岗教师也不甘示弱,做家访、创新教学方式、组织课外活动,大伙都铆足了劲。在这群年轻人的带动下,双坪中学变得活跃起来,老师们各尽所能提高教学质量。

双坪中学如今已旧貌换新颜,两栋新教学楼拔地而起,办公楼、学生宿舍楼、食堂、塑胶篮球场、人造草坪足球场等一应俱全。新建的两栋教师公寓,让老师们倍感温馨。

中国目前的医疗体系资源集中在大医院,随着老龄化的冲击,很多人不应该长时间住在大医院,治疗之后应该回到社区去康复。

过去几十年,中国大型医疗机构的技术提升很快,像这次很快完成了病毒基因测序,并与全世界分享,中国是完全有理由骄傲的。

“如果当年交通像现在这样方便,我也许会留下来。”罗盛绘说,随着贵州县县通高速公路,如今从麻江县到双坪乡,开车5个半小时可达,全程高速。

“十三五”期间,中国提出了医联体概念,但深入推进不容易。由于家庭医生数量严重不足,因此,发动护士进行初级卫生保健,提升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医生的服务能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得非常重要。要培养当地医学人才,让他们服务当地民众。而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农村医生来加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在中国也有巨大的潜力。

乡村教师评聘职称时,不以外语成绩和发表论文作为刚性要求;提高乡村学校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除了优先提供考调进城的机会,赫章县还制定了差别化的考评办法,推动乡村教师在职称评聘、绩效分配、评优奖励等方面享受更多优惠政策,解其后顾之忧,让他们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开学第一天,石明警精心拾掇一番,当他西装革履地走进教室时,学生眼中满是惊讶。“可能从小到大没见身边人这么穿过。”石明警说,这样着装的本意,是想让学生们认定这位新老师是专业的,有能力带着大家改变学习状况。

什么是基本医疗要在国家层面来讨论。即使确定了什么是基本医疗,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医保的权力是用财权来分配医疗资源。难处是各方都在抢夺医保,而医保的增长是有限的。有限的医保资金如何分配、如何减少浪费、如何用省下来的钱覆盖更多的服务,才是今后改革的思路。

罗盛绘在麻江县的老家距离双坪乡约500公里,当时交通不便,回家一趟路上就得两天。“很喜欢双坪中学的学生和同事,但家人需要照顾,与男朋友的异地恋问题也要解决。”2008年10月,几经思量,她选择离职,走的时候又哭了鼻子。

《环球》杂志:你认为中国医改近年来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现阶段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

2013年的一天上午,徐本华刚上完一节课,打开手机一看,有妻子打来的10多个未接来电,立马回拨过去,原来是3岁的女儿发高烧。等他坐上班车来到医院时,女儿已经缓了过来,徐本华松了口气,更加感激妻子的默默付出,“有了家人支持,自己才能全心投入教学。”

叶志敏:我认为家庭医生作为医疗体系的“最末梢”,是非常重要的。在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中,家庭医生对一个家族几代人都会很熟悉,不仅知道单个患者的身体状况,也了解家族病史甚至生活习惯,甚至与几代人都有交情。患者看病首诊找家庭医生,既是对其医疗技术的信任,也是情感上的信任。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后,部分抗癌药物被纳入医保。我建议,以后政府的医疗改革和决策要更多地引入科学评估和专业判断。因为很多政策一旦实行,就无法回头,带来的连锁反应也难以预料。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发展状况,还没有能力将昂贵药品和医疗技术纳入基本医保。

石明警心头一喜,那堂课讲得格外精彩。

医保分配需更冷静、科学、公平

“7岁那年,我被爷爷送进村小念书,班里的数学、语文、体育等科目,全由一个老师承担,并一路教到小学毕业。”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石明警深知农村孩子上学不易,更亲历了乡村学校师资不足的窘境。从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时,他萌生了报考特岗教师的想法。

我们从中国的防控工作中可以看到,加强疾控的灵敏度,完善疾控直报系统,就能充分协调各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去找出病人。在基层加强健康教育以防止恐慌、防止挤兑医疗资源,也是做好防控工作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我就是那个刚到双坪中学就哭鼻子的人,不是怕吃苦,主要是独在异乡心里没着落。”离开双坪乡12年后,现在麻江县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的罗盛绘,说起那段初为人师的岁月,两眼变得明亮。她说两年多的特岗教师生涯刻骨铭心,如果不是遇到现实难题,自己真舍不得提前离开。

我考察过厦门、天长、德清等医改试点地区,可以说改革的方向和思路都是对的,但在具体落实上还缺乏配套机制,工作还不够细。经费投入固然重要,(中国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经费),但机制更加重要。如何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让经费更科学地分配,让大医院实现角色转型,这是今后医改要思考的问题。除了经济杠杆和效益上的激励机制,还可以通过给予医疗机构负责人政治上的激励、职务上的提拔等方式,促进改革落地。

“老师们对工作认可度很高,离开大都出于家庭和生活方面的现实考虑。”双坪中学现任校长唐胜龙认为,“留人先留心,对特岗教师要给予更多关爱和理解,多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分级诊疗需要3个要素:大医院有主动性引导病人,医保释放信号让大医院帮扶基层,以及对患者进行教育,让患者愿意留在基层。其中,医保作为供方是强势的,它的作用是双向的——既能对大医院的收治产生影响,又能对患者的就医选择产生影响。

叶志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启示,我们需要把“以群众健康为核心”的医联体真正落实。

前不久,县里组织一次新入职教师培训会,石明警应邀前去讲课,突然发现台下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之前从双坪中学辞职的一位特岗教师。在外闯荡两年,这个年轻人选择重返讲台。

农村和社区医生并不需要诊断大量疾病,他们更重要的工作,第一是要对日常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第二是分诊,能判断哪些疾病要立即上转;第三是慢病管理;第四是承担康复职能。

2006年秋季学期,双坪中学迎来石明警等15名特岗教师,当时学校仅有1栋教学楼,老师们挤在两间房里办公,没食堂也没宿舍。学校租下周边15间民房,给特岗教师当宿舍。

“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就是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医改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中国的以大医院为中心的体系和虹吸趋势,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也不可能一下子扭转,只能缓缓“转向”。

“要保持特岗教师队伍稳定,不仅靠待遇和感情留人,还要畅通‘上’和‘出’的渠道。”吴开富说,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和城镇化建设推进,城区学校教师需求量激增,“县里要求,城区学校补充教师优先聘用特岗教师。”

石明警的事迹传开后,许多跟他一样坚守在基层的教师深受触动。“石老师是一个标杆,从他身上能看到社会各界对特岗教师的认可,让我更加笃信自己的选择。”在双坪中学往北50公里的滇黔交界处,同为赫章县首批特岗教师的李文彩,也在更偏远的安乐溪乡坚守至今。

现在贵阳一家企业工作的唐慧,终生难忘当年班主任石明警的家访。坐在省城的办公楼里,她时常在想,如果没有遇到石明警,自己的人生轨迹或许不会转变。“当时成绩不好,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好,没心思上学。”到石明警班上没多久,唐慧就没来上课了。决定辍学的她正犹豫是留在家干农活还是外出打工时,班主任找上了门。

目前中国大医院病源最多、医生最受尊重,就会形成虹吸效应。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能否通过综合改革,让患者愿意首诊选择家庭医生,再通过家庭医生的转诊,让病人去合适层级的医疗机构接受适当的诊疗,这是影响未来中国医改成效的关键。

双坪中学2003年建校时,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各开设两个班,唐胜永任首任校长。“在全乡范围内抽调老师,大部分老师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能把课开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到2006年,双坪中学已扩大至9个班,唐胜永心里清楚,优秀教师短缺问题解决不了,提高教学质量就难以实现,“特岗教师的到来,让学校添了有生力量。”

“在工资津贴、绩效奖励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特岗教师享受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吴开富介绍,为落实好乡村教师乡镇工作补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活补助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政策,赫章县2019年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达20%以上,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的目标。

石明警和张静是大学同班同学,上学时就互有好感,腼腆的两人一直没向对方表露过心意。赶巧的是,毕业时他们都考上了赫章县特岗教师。石明警原本已被安排到县城周边的学校,得知张静分到了双坪中学,便主动申请调换至这所更偏远的学校。

“你们过来的事在双坪传开了,老乡都想看看呢!”面对年轻老师们的不安,唐胜永哈哈一笑。原来,当地群众听说来了特岗教师,以为是县里派来的资深老师,一看是一帮刚出校门的姑娘小伙,纷纷议论新老师到底有什么能耐。

“他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课余时间不是跟学生在一起,就是跟家长在一起。”工作不久,石明警和张静确立了恋爱关系,虽然同在一所学校教书,两人一起浪漫的时间并不多。

现在医疗成本的上升、医保异地就医等便捷措施,都让医保资金更多地流向省市大医院,患者追逐大医院的知名医生和大型设备。病人一旦去了大医院,大医院不愿意往下推,基层医院也没有办法留住。

“以往乏味的数学课被老师讲得妙趣横生”

如今,赫章县第一批特岗教师中,仍有288人在乡村学校坚守。他们用爱和责任托起乡村教育的希望,为大山深处的孩子们点亮知识明灯。

双坪乡离县城60公里,平均海拔超过1900米,当年进乡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石明警清楚记得,报到那天,时任校长唐胜永来校门口迎接,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显然是新买的,鞋面却覆盖着厚厚一层泥渍。那一刻,石明警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里的艰苦程度。

此后,石明警再没参加过其他单位的选调考试,他和妻子相互鼓劲,一边悉心经营着小家,一边教书育人,双双奋斗在双坪中学。

医疗资源如此有限,只有更加科学、理智,才能保证医保的公平和可持续。基本医保向某个群体倾斜,涉及伦理、价值观、卫生经济学等等,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进行充分讨论。

叶志敏认为,在人口老龄化、慢病患者增加的挑战下,特别是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中国医疗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开始重新定位,将从以治疗为重点步入以管理和保障群众健康为重点的新阶段。

“老乡关注特岗教师,说明抱有期待,何不发动他们一起教育孩子呢?”一段时间接触下来,石明警发现班里的学习氛围有些提不上去,一些孩子还有厌学情绪。唐胜永的话点醒了石明警,他计划在班上开一次家长会。

中国人看病喜欢找熟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心理。我曾到福建三明、安徽天长等地考察,他们都在做整合型医联体,我觉得各有可取之处。但是,还需要让基层医生与病人建立“熟人关系”,与大医院建立共同维护居民健康的关系。家庭医生应是专科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也是病人信任的健康顾问。家庭医生要获得患者的信任,让患者愿意通过他们的首诊转到某个大医院专科;也要获得专科医生和大医院信任,让专科医生愿意把病人转下来交给自己。

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原人事部、中央编办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逐步解决农村地区师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岗教师聘期3年,3年后双向选择。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特岗教师的工资性支出。

2014年8月,赫章县教育局组织城区学校教师招考,石明警动了心,报名参加考试并被顺利录取。8月26日,是新学期学生入学的日子,也是他去县城选岗的日子。刚走出学校没多久,消息就在班上传开,一路上,他的电话响个不停。

《环球》杂志:如何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落实在医改中?今后中国医改的路径和思路应做何调整?

从世界各国目前的经验来看,新药、昂贵药品都是不纳入基本医保的。富有人群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来解决,国家也会有一笔钱去保障低收入人群中特殊的群体。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再次证明,公共卫生的本质就是要从人群的健康出发,做好健康教育、预防、分级诊疗、康复等等,而不是看医保基金的流向、服务量等。

“我们文化程度低,想让孩子读好书有出息,使不上劲。”“教育是学校的事,孩子能不能出息全靠老师呢!”会上,家长们你一言我一语。听完发言,石明警更加意识到,提高教学质量,不能仅靠老师一头热。

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建设。基层条件太差,是根本留不住人的。

地处乌蒙山区的赫章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贵州省目前尚未摘帽的9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06年,赫章县共招录900名特岗教师,安排在全县各乡镇中小学任教。这一年,石明警从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参加招考,成为双坪中学一名特岗教师。

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欧洲,现在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医学不断进步,产生新的疗法、新的药品,一方面给患者带去新的希望,一方面这些新技术、新药品费用惊人,无法全部用医保报销。

石明警对于唐慧的鼓励,不只在学习方面。学校有文艺活动,石明警总会特意安排这个有点自卑的女孩牵头排演节目,让她在掌声中找到自信。后来,无论是上高中、读大学,还是参加工作后,每次遇到难题,唐慧仍然习惯向石老师求援。

最有权力评价医联体效果的应该是出资方,即医保和政府。他们需要明确,医保购买的是整个区域内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医疗机构服务量的增加。医保是地方公立医院(不包括顶级大三甲医院)收入的最大来源,也就是说,医保掌握着财权,以财权改变激励机制和评价指标,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政府掌握财权、人事权及职称评定权的部门要参与定指标。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迅速调整策略,让基层有能力分诊和确诊,甚至当时还发动了基层和社区工作者参与防控,这些都对抗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也在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急的卫生医疗措施其中有哪部分应该常规化、制度化,充实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中去,以便今后再出现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整个体系能反应灵敏、提前预警。

“特岗计划”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710亿元,共为中西部地区22个省份1000多个县的3万多所乡村学校和教学点补充95万名中小学教师;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满以后留任率达到85%以上。

不久,毕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将赫章县城和双坪乡串连到一起。跟妻子一商量,徐本华很快买了辆车,“最快40分钟就能到家,有个急事也顾得过来。”

《环球》杂志:你提到全民医保是中国医改的重大成就,你认为医保未来的角色该如何调整?

“一些家长不怎么关心孩子学习,这会儿都忙着秋收,怕是没几个人愿意来学校。”有年长的教师提醒石明警,可他坚持试一试。挨家挨户通知后,还真把老乡们说动了,家长会当天无人缺席。

把学生们一茬茬送往更高平台的同时,石明警自己也在成长,担任了双坪中学副校长,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他还两次被教育部遴选为优秀特岗教师报告团成员,到多所高校做巡回报告。

医保承担扶贫任务,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造成了基本医保出现分层——普通患者和贫困户。而基本医保分层会影响公平性,不能让贫困户在基本医保体系内享受比普通群众更高的医保待遇、更好的医疗条件。

社会怎么给基层医生定位非常重要。仅靠医保报销比例杠杆来解决分级诊疗问题效果非常有限。中国进行医改决策及整个医疗系统行业内的专业人士,都应来重新研究不同医务人员的社会定位问题。

《环球》杂志:要建立以维护健康为目标的医联体,目前的短板以及下一步要加强的任务是什么?